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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认为，新见“秦刻石”是继2010年西安石川河发现秦石刻之后，秦文献的又一重大发现，堪称“摩崖石刻首品”。
刻石不仅反映了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陯”，亦体现了文书制度执行中的细节。我赞同“方”下一字释读为“符”，其与阳陵虎符、新郪虎符、杜虎符等秦虎符以及秦简上所呈现的“符”字形态契合。这一识读关乎符的用法，可以说，五大夫翳在执行国家的命令，此刻石是正式文献，不是临时的刻石记事。
从字体形态分析，刻石并非仓促随意之作，而是规范的秦小篆文字。与传世的峄山、泰山、琅琊、会稽等刻石，以及秦二世加刻的诏书文字相较，尕日塘秦刻石虽相对灵动，但毫无草率之态。与大量秦权文字，以及石川河秦刻石文字相比，“秦刻石”文字要严谨得多，不见隶法，契合小篆书法的规范。刻石应是秦“书同文”后，由具备较高的小篆书写水准的随队书吏手书、镌刻。
此外，石刻文字内涵与诸多史实相符，秦始皇采药屡见史书记载。始皇末年，社会上流传“今年祖龙死”等预言；西汉竹书《赵正书》记，秦始皇本人已意识到“霸王之寿”大限将至。为避崩殂，秦始皇以国家行为求仙、采药。
对于作为摩崖石刻杰出典范的“秦刻石”，人们应秉持长期钻研、深度探究的态度，持续深化与拓展，发挥其在秦政治、地理、交通、文字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更为重要的作用。“秦刻石”作为中华大一统形成时代的遗迹证物，就像一把钥匙，为人们开启了认知秦文化诸多领域的大门。
（作者：罗志英，系西安美术学院汉画研究所特聘专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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